從疫情處置走向風險預警:全球動植物防檢疫如何導入數據、科技與跨域治理
本文作者/林文風副研究員
氣候變遷正在改變病蟲害與傳染病的發生環境,農產品、旅客與貨物跨境移動增加,電商包裹等新型態物流也讓有害生物進入國境的路徑更加分散。對動植物防檢疫而言,除了維持邊境查驗與疫情發生後的應變能力,如何提早掌握風險,已成為近年各國政策與科技發展持續投入的課題。
綜觀美國、歐盟、日本及國際組織近年的政策,疾病監測開始納入人類、動物與環境之間的交互影響,植物防疫增加病蟲害預測與綜合防治,邊境檢疫則利用長期累積的查驗紀錄協助辨識高風險貨品。疫情發生後,各國也透過區域化、生物安全與追溯制度,盡可能縮小管制對未受感染地區的影響。
本學會長期協助政府機關蒐整國內外防檢疫科技與政策趨勢,並參與科研議題規劃、跨域交流及科技應用討論。從這些工作的累積可以觀察到,防檢疫科技關注的範圍已從疾病診斷、防治與檢測工具,延伸到事前監測、風險判斷與資料整合;不同專業如何共同使用資料,也逐漸成為研究成果能否進入實務的重要條件。
疫情發生之前,能掌握多少風險?
高病原性禽流感、非洲豬瘟等重大動物疫病發生後,移動管制、撲殺、消毒與疫調仍是必要措施。不過,人畜共通傳染病的傳播往往牽涉野生動物、家畜、人員活動及環境條件,只從畜牧場或疫情發生地點著手,並不足以掌握所有風險來源。
FAO、UNEP、WHO與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共同推動「防疫一體(One Health)」聯合行動計畫,將人類、動物、植物與環境健康納入共同架構,強調跨部門合作與提早辨識健康風險。原訂2022至2026年的行動計畫已於2026年延長至2029年,顯示這項治理方向仍持續推進。One Health本身不是單一法規,而是將不同主管部門彼此交錯的風險整合至同一個分析架構。
日本農林水產省「綠色食料系統戰略」則設定2050年化學農藥使用量以風險換算降低50%的目標。為達成中期目標,日本政府一方面透過栽培管理降低病蟲害發生風險,並強化病蟲害預測與綜合防治;另一方面也持續研發可減少化學農藥使用的防治技術。
野生動物與家畜的接觸也受到更多注意。WOAH在2025年底發布相關指引,2026年進一步說明如何依不同疾病、飼養方式與地理條件,管理野生動物與家畜交會環境的傳播風險。非洲豬瘟、高病原性禽流感與口蹄疫都被列為重要情境,目的在於降低疾病傳播,同時保留安全生產與貿易的空間。
資料如何進入風險判斷與查驗分流?
檢疫證書、邊境攔截紀錄、病蟲害監測、作物生產與氣象資料,過去多由不同系統分別管理。資料量增加之後,真正影響應用的問題逐漸轉向格式是否一致、紀錄是否完整,以及不同資料能不能在需要時互相比對。
國際植物保護公約(IPPC)持續推動ePhyto,讓各國植物保護機關以標準化格式交換電子植物檢疫證書。到2026年3月,已有100個國家透過ePhyto Hub實際交換證書,平均每月交換量約30萬份。紙本證書轉為可直接交換的數位資料後,首先改善跨國傳送與查核效率,也為後續風險分析建立較一致的資料基礎。
美國農業部森林署開發的XyloTron,則利用標準化木材影像與電腦視覺模型協助辨識樹種,供港口、邊境及其他管制點進行初步篩檢。這套工具的用途在於快速縮小需要進一步鑑定的範圍,減少高度依賴少數木材鑑定專家的情況;疑似違規案件仍需由專業人員進一步確認。
在臺灣,近年的植物防檢疫科技規劃也開始利用歷年有害生物攔截紀錄討論進口貨品風險分級,並嘗試結合作物種植、氣象與農藥銷售資料,協助縮小稽查與查驗範圍。本學會協助辦理的科技策略交流中,與會專家特別強調資料清理與風險分類的重要性,AI較適合協助整理資訊與判斷優先順序,最後仍由檢疫或稽查人員依專業作成判斷。
這類應用也提醒我們,AI模型的表現不能脫離資料品質討論。欄位定義不同、長期登錄方式不一致,或資料缺少必要背景,都可能影響分析結果。對防檢疫機關而言,持續維護可使用的資料,往往是導入新工具之前更基礎的工作。
疫情管制如何兼顧未受感染地區的產銷?
重大動物疫病一旦發生,影響很快會從養殖場延伸到動物移動、屠宰、加工與國際貿易。若管制範圍過大,沒有疫情的產區也可能同步承受產銷衝擊;若劃分過細,又必須有足夠的監測與追溯資料證明不同地區的健康狀態。
WOAH因此在《陸生動物衛生法典》中訂有「區域化」(zoning)與「生物安全區隔」(compartmentalisation)原則。區域化以地理範圍區分不同動物健康狀態,生物安全區隔則依生產管理與生物安全條件界定特定動物族群。這些制度讓會員國在疾病控制與國際貿易上,可以針對具有不同健康狀態的地區或族群採取差異化管理。
歐盟目前的非洲豬瘟管理即依疫情狀況劃分限制區I、II、III,並隨疫情變化調整管制範圍。美國的非洲豬瘟應變規劃則設有營運持續許可,讓管制區內未感染場所在符合生物安全與移動條件後,仍可辦理必要的人員、設備、動物或產品移動。
區域化要能發揮作用,主管機關必須掌握疫情發生位置、動物與產品移動情形,也要有監測資料證明其他地區的健康狀態。追溯資料因此不只用來查找疫情來源,也會影響管制範圍能否縮小,以及未受感染地區能否維持正常產銷。
防檢疫科技需要哪些跨域條件?
H5N1高病原性禽流感近年在家禽、野生鳥類與乳牛等動物間持續受到關注,也使第一線工作者的暴露風險進入防疫規劃。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依工作內容與暴露程度提出個人防護裝備建議,並要求接觸感染或可能感染動物的人員,從第一次暴露起持續監測健康狀況,直到最後一次暴露後10天。動物疫情監測因此也直接連結職業安全與公共衛生。
資料與科技的運用同樣需要跨領域合作。禽流感預警可能需要生態、氣象與資訊資料,植物病蟲害預測需要作物與氣象資訊,肉品風險追溯則會延伸到感測、冷鏈及供應鏈管理。不同專業提供的資料與方法若沒有先釐清使用目的,很容易形成各自完成研究,最後卻難以接進防檢疫工作流程的情況。
本學會長期參與政府防檢疫科研議題與跨域交流工作,也持續看到這項落差。跨機關會議可以讓不同單位坐在同一張桌上,但真正的跨領域合作仍要回答更具體的問題:哪些資料需要共享、哪些判斷可以由系統協助、哪些環節必須保留專業人員決策,以及新工具如何融入既有作業。這些條件若沒有處理,科技成果即使具備技術可行性,也未必能在第一線穩定使用。
從國際經驗回看臺灣的下一步
近年的國際政策與實務並沒有淘汰疫情發生後的傳統處置工具,而是在既有防疫基礎上增加事前監測與風險管理。防疫一體擴大跨部門合作的範圍,日本以病蟲害預測與綜合防治降低農藥風險,ePhyto及影像辨識改善資料交換與初步篩檢,區域化管理則需要更即時的監測與追溯資料,才能在疫情發生後縮小產業受影響的範圍。
各國疾病型態、產業結構與行政制度不同,國際作法不宜直接照搬。不過,這些經驗已清楚指出幾項值得臺灣持續累積的基礎工作:防檢疫資料要先整理到足以支撐風險判斷,新科技需要接進第一線工作流程,跨機關合作則要進一步處理資料交換與專業分工。
國際上的制度與技術發展提供了許多可供參考的方向,但是否適合臺灣,仍要回到國內的疫病風險、產業條件、資料基礎與第一線需求來判斷。哪些作法值得提前布局,哪些仍需要補強研究、資料或制度配套,都需要持續累積實務經驗。本學會多年來協助政府機關蒐整國際趨勢與規劃防檢疫科研議題,也將持續關注這些變化如何轉化為符合臺灣需求的研究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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