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農業不再只是生產問題：看臺灣農業運籌的下一步
專訪前亞蔬中心主任鄒篪生博士，從知識農業、農事服務到農業韌性，重新理解臺灣農業的系統挑戰
一個跨越制度與現場的視角
鄒篪生博士（以下簡稱鄒顧問），本身就跨越了農業最關鍵的幾個交會點。他長期服務於國際農業研究體系，曾於亞蔬─世界蔬菜中心擔任主任，與國際組織、研究機構及各國政府長期互動，退休後投入科技政策研究，持續影響農業科技計畫的規劃方向。
這段歷程讓他深刻體認一件事：農業不只是技術與生產的結果，更是制度與系統設計的結果。同樣的作物、同樣的技術，在不同的制度環境與知識支撐體系下，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產業成果。而後來轉入科技政策研究，則強化了他對資料、分析與決策之間關係的重視—沒有長期累積的可靠資料，再好的政策理念也難以真正落地。
正是這樣的背景，當他觀察到荷蘭、英國等國家帶動全球農業「從現代農業向知識農業轉型」，卻發現臺灣尚未真正跟上這個轉折時，才選擇透過學會平台，把知識農業的思維與方法帶入臺灣農業界。
農業走到今天，經歷了三個轉折
鄒顧問對農業歷史的梳理，讓臺灣當前的處境更清楚。
農業是人類最早的產業，長達數千年維持單一產業型態。直到工業革命後，化學肥料、農藥與土木灌溉才陸續引入農業，形成我們熟悉的現代農業—這是第一個轉折。
第二個更深層的轉折出現在1980年代中期之後。農業開始大量吸收其他領域的知識，從資訊管理、生物科技到系統工程，形成所謂的「知識農業」。他指出，在這個階段，「最關鍵的已不只是技術本身，而是知識的融合」，如何把來自不同領域的知識整合起來，在農業系統中創造出比任何單一技術更大的價值。
今天，我們正站在第三個轉折的門口。AI、無人農機、大數據、精準感測，這些工具讓農業的資料密度與系統複雜度大幅提升。但這也意味著，農業升級的問題已不再只是「有沒有新技術」，而是「這些技術有沒有被整合進一套可運作、可放大、可持續的系統之中」。
當我們仍習慣用設備補助、研發計畫或單一示範場域來定義農業現代化，就很容易在轉型關鍵時刻慢半拍，這不是因為技術不夠好，而是系統從來沒有準備好。
「運籌」不是物流，是重新組織農業的思維
「農業運籌」這四個字，在臺灣並不是為人熟悉的語彙。鄒顧問在訪談中給了一個清楚的解釋：「核心還是管理，只是加入運籌的觀點後，農業就不能只看單一環節，而必須把從規劃、生產到行銷的整體流程放在一起思考。」
他進一步說明，傳統管理往往以單一部門或專案為單位，各自優化、各自運作，加上「運籌」之後，則強調以整體方式加以整合，追求的是「整體效率的極大化」、「整體效益的極大化」。
換句話說，運籌不是狹義的物流管理，而是一種重新組織農業的系統思維：把規劃、生產、加工、流通、行銷與制度設計放在同一個框架，避免各自為政，也避免局部最佳卻整體失衡。臺灣不缺個別技術的突破，缺的是把這些成果連成一個可以在產業層面運作的整體—這正是「運籌」試圖補上的關鍵缺口。
臺灣農業的限制，以及農事服務業的突破口
臺灣農業有其先天的結構性限制。以糧食作物而言，臺灣以小型農場為主，要與美國、澳洲這類大農場國家正面競爭，幾乎沒有勝算。農業機械化、自動化與資材效率都和農場規模高度相關；規模不夠，很多效益就無從實現。
但這不代表臺灣沒有路走，而是必須找到不同的競爭方式。
鄒顧問提出的方向，是以「農事服務業」作為突破口。他的邏輯是：當農業日益知識密集、技術密集，這些方法往往已超出平均年齡六十多歲農民的操作能力。因此，「臺灣真正需要補上的，不只是技術本身，而是承接技術的人與服務體系。」
農事服務業的核心概念，是讓一批具備知識背景與專業能力的人，透過服務業模式，把同樣的技術與知識同時提供給大量小農，使分散的農業生產透過服務整合，呈現出接近中型以上規模的運作效果。臺灣在水稻領域已有相當成熟的代耕體系，問題是能否延伸到其他作物，並結合 AI、無人農機與大數據，把農事服務業發展為精準農業的核心載體。
鄒顧問的判斷是：「發展以農事服務業為核心的精準農業，可能是一個可以發展的方向。」
這裡也要特別留意他對精準農業的詮釋：精準農業的核心不是「用更多科技」，而是「用得剛剛好」。精準施肥、精準用藥、精準用水，目的是讓資源使用更貼近實際需要，同時把生產效率與環境永續結合起來—這是一種治理能力，而非技術展示。
熱帶溫室，臺灣尚未充分發揮的優勢
在農業出口的可能性上，鄒顧問特別指出設施農業與溫室系統，是臺灣值得把握的戰略切口。
他觀察到，目前全球在熱帶與亞熱帶溫室系統上，仍缺乏成熟且可複製的整體模式，而這正可能是臺灣的機會。相較於溫帶國家，臺灣更熟悉高溫、高濕、病蟲害壓力大的環境；若能把熱帶溫室的病蟲害防治、產量提升與整體管理做成一套系統，就有機會發展為可輸出的技術與服務。
相較於臺灣目前仍較少把溫室、網室與栽培技術整合成整套商品，鄒顧問說：「跟荷蘭人談溫室，他們不會先跟你說自己的溫室有多好，他們告訴你的，是如何用他的溫室，怎麼去種你所要的作物。」荷蘭並非輸出溫室，而是販售結合設施、作物、栽培技術與管理系統的完整方案。
鄒顧問表示：「這就是運籌」。當農業輸出的不再只是硬體，而是一整套能回應需求、可被複製、能產生商業價值的系統方案，運籌才真正從抽象概念落地為可見的產業能力。
農業韌性，不是事後補救，而是平時就要建立的系統能力
除了生產與技術系統，鄒顧問也點出幾個常被低估、但極為關鍵的農業議題。放在一起看，它們不是分散的政策項目，而是同一套農業韌性基礎的不同面向。
糧食安全，不能只停在水稻層次。 臺灣糧食安全的討論長期以稻米為核心，但鄒顧問認為應從「營養素」角度重新盤點臺灣真正的缺口。以食用油為例，他直言臺灣自給率僅約 5%，「一旦國際供應受到衝擊，問題會十分明顯」。
天然災害引發的價格波動，根源在產地過度集中。某些量體不大但日常必需的作物，颱風一來主要產地受損，就容易出現劇烈的價格波動。相較於事後補貼，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層面即需重視產地分散與風險配置。
病蟲害風險，需要提前管理而非被動應對。鄒顧問特別強調，應運用全球資訊資源，「提前預測臺灣未來三到五年的氣候條件與可能入侵的病蟲害，提早進行研究與防護」，而不是等問題發生後才被動反應。
加工與儲存，是農業韌性的基礎設施。冷鏈與倉儲的投資，不應只被理解為改善物流，而應被視為農業韌性基礎設施的一部分。
這幾個面向彼此牽動：糧食安全、氣候變遷、天然災害、病蟲害與冷鏈儲存，是相互連動的系統性挑戰。應對這些挑戰的能力，必須在平時就持續建立，而不是等問題發生後再來補救。
從觀察到制度：政策落地的四個步驟
從政策形成到實際落地，究竟什麼最關鍵？
鄒顧問提出了一個清楚的判準，把政策規劃的思考流程分為四個步驟：「第一是觀察，第二是預測，第三是決策，第四才是制度。」他強調好的政策規劃從精準觀測開始，先掌握大方向，再預測三到五年後可能出現的政策問題，進而提醒政府提早因應。
在這個基礎上，他特別強調資料庫的重要性：「當我們掌握 database 以後，就可以幫忙輔助政府決策，我們假使沒有這個資訊作為基礎，是做不到的。」
這幾乎是對政策智庫、中介組織與學會角色最好的詮釋：真正能讓政策落地的，不只是理念，而是長期累積的資料、持續追蹤的趨勢，以及把研究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的轉譯能力。
這也讓《農業運籌洞察》的定位更加清晰：不只是追蹤政策動態，而是持續累積趨勢分析、資料觀察與系統判斷，讓這份電子報本身也成為農業運籌能力建構的一部分。
農業的未來，在那些讓系統得以運作的連結之中
回頭看這場訪談，最值得記住的，也許不是某一句漂亮的結論，而是一種重新整理問題的方式。
當農業面對的已不只是產量，而是糧食安全、氣候變遷、病蟲害、資料治理、國際市場與制度設計的共同壓力時，單點技術再先進，也不等於系統已經準備好。臺灣農業並不缺技術成果，缺的是把這些成果連結起來，讓整個系統持續運轉的架構能力。
從觀察、預測、決策到制度—這四個步驟構成的不只是政策規劃的方法論，也是農業系統治理能力的核心。農業的未來，不只在田裡，也在那些讓整個系統得以穩定運作的連結之中。這是《農業運籌洞察》最值得持續追問的方向。
0 留言